“农民导师”频登高校讲台 新型职业农民用知识改变乡村
发布时间: 2022-06-07   浏览次数: 10

       

十年里,江西省有20000余名来自山村的农民走进江西农业大学教室,他们中的18人被陆续聘请为学校创新创业导师。“农民导师享副教授待遇”在一个月前成为网络热点事件。

江西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水发冷静地告诉记者,“农民导师”只是课时报酬按照副教授职称算,不意味他们和副教授享一样待遇。“他们克服很多困难进入高校读书,选择继续留在农村工作,成为新型职业农民。此间的情怀、努力,令人动容。”他说。

相关数据显示,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2000万人。他们与传统农民的区别在于,他们不再是一种被命运被动烙上的“身份”,靠天吃饭,靠血汗挣钱。因为直面苦难的勇气、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信与自小生养土地的热爱,他们主动拥抱直播带货、社群运营、无人机等新生事物,从此改变祖辈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辛苦生活,而“穿着皮鞋下地”,让农民一样成为有奔头且体面的职业。

人过四十选择考大学

5月,地处丘陵的江西省乐平市众埠镇莲塘村,一个西装革履、梳妆精致的女子出现在梨园里,手法熟练地给梨果套袋。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,这样的打扮在农村里有些“洋气”,但莲塘村村民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这女子,上过大学、种几千亩地、当公司董事长、还去大学讲课,可是十里八乡响当当的人物。

魏秋香个头小小的,声音清脆,今年9月份就要50岁了,她在2018年通过“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”项目考试成为江西农业大学一名本科生,毕业后成为该校创新创业导师。自己创建的农企,种植的翠冠梨、柑橘、黑花生等作物累计有3000多亩,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。

但人生前30年,是笔无惊无奇倒也平凡朴实的流水账。她出生在普通农民家里,家庭负担不起她到城里读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,正值上世纪80年代末,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出现“办厂热”,她去了福建晋江的一家制鞋厂工作;三年后,感到自己到了待嫁年龄,与同村小学同学结婚生子;她发挥了自己擅长学习的优势,在1995年,通过参加众埠镇应聘考试进入莲塘村委会工作,担任妇女主任、计生专干,丈夫在村里任出纳会计,后又转到众埠镇养路队工作。

2001年,丈夫下岗,家里经济生活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,次年又患了病,她举债几十万元,陪丈夫到上海就医。在为丈夫等待肾源的日子里,她一天三餐吃方便面。

“人生本来是平凡的,但经过苦难后,就不一样了。”魏秋香说,当时孩子还小需要日常照顾,承包的50亩果园同样需要维护;一边照顾家人和果园,一边在村里上班,一边给人做衣服,还兼职了一份卖保险的工作,“能想到赚钱的路子,差不多都尝试了。”

2007年,十几万斤的翠冠梨压在枝头,魏秋香喜不自禁。但如何才能把这么多梨子销售出去呢?她跑遍浙江、福建的果蔬市场,终于在福建最大的水果市场找到了销路,每天早上安排工人采摘,晚上八点发车,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水果市场,如此这样把十几万斤的梨子全部卖完了。

渐渐,她成了小有名气的种植户。未上完学、没念完书的遗憾,成为心头上的事。2013年,她报名参加江西广播电视大学“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”农村行政管理专业班学习,第一次接触到了金融学、市场营销、电子商务,毕业后成了大专生。

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,启动于2012年,是江西省为响应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“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”号召,依托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省广播电视大学,对农村农业人才进行培养的重大创新工程。

当年每次在班里考试名列前茅的农家女孩,在2018年踏进了全省唯一一所农业本科高校的校园,她成了江西农业大学园艺技术班的本科生,这年已经46岁了。她在校园里树阴下的长凳边,散步、看书、思考问题;有时跑到讲台上堵住老师不断提问。好奇、激动、兴奋,就像大一入学的青年学生一样。

“儿子上小学的时候,有一句话叫‘知识改变命运’。对于一个已经经历社会千锤百炼的成年人来说,对大学的机会,会更珍惜。相比年轻的学生,我们对未来所规划的路径和方向更明确。”魏秋香在这两段大学经历里,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眼界、知识和人脉。她创办了农业公司,成立农技服务队,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1000余人,并帮助他们增收300余万元。

负责江西农业大学“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”项目的张水发告诉记者,该项目考生通过成人高考单独划线录取,农民报考踊跃,竞争激烈;能在中年参与这种选拔性考试的人,本身也很具有魄力和一定的经济条件;所以,考生多是江西省的村两委主要干部、家庭农场主、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或农业企业负责人,但他们在拿到学历、学成技术后,会继续服务农村,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是变革,并且会影响周围的一群人。

知识不仅改变命运知识也改变了乡村 

4月20日晚,江西省彭泽县一个小酒馆里,张爱芳在电话里有些微醺地告诉记者,“我也圆梦了。”2019年,46岁的张爱芳,成为江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班7班新生。去年,他被江西农大聘请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。“对孩子们来说,我是一个桥梁。我既把自己创业经历分享给学生,我也把高校专家的技术知识带回田里。现在做农业光凭经验用老一套是不够的,更要讲科技要讲方法。”

张爱芳说自家祖祖辈辈是九江市彭泽县太平关乡白沙村的农民,但白沙村以前不是个富裕的村子,是个产业基础薄弱的水库移民村,年轻人很少留在村里,有机会就会出去。1992年,张爱芳高中毕业去外地打工。1998年贷款3万元创业,不凑巧,那一年赶上水灾,他的“天价”电脑和米缸都被水冲走了。

“我今年快50岁了,这半辈子已经创过好几次业,走过好多弯路。现在越来越明白,只有再重新学习,见到行业里更优秀的人,更专业的专家,农业之路才越走越宽了。现在我当了导师,会告诉年轻的一代,多学习的好处不是取得分数,而是少走不必要的弯路。”

“像我们这种人,即使有机会离开农村,也离开不了。就像越长越大的一棵树,根就扎在泥土里,怎么动得了?”张爱芳在2011年,当上了村干部,看到村里的产业一穷二白,急得睡不着觉。经过考察市场后,他和村委会班子有个大胆的想法:号召村民把荒山、荒地全部开垦出来,种上经济作物,瓜蒌。

勤勤恳恳、吃苦耐劳的乡亲们,一年到头守着肥沃的土地,一直延续传统的农业种植,无法改变贫穷的面貌。张爱芳带着村干部,引进瓜蒌产业引导村民种植,却因缺技术,第一次全村报名种瓜蒌的农户有20户,没想到过了三天,就有10户退出,种植面积也一减再减。张爱芳只好自己带头种了8亩,没想到当年就迎来了大丰收,平均每亩毛收入5000余元。乡亲们见状,也开始种瓜蒌。2015年,该村瓜蒌种植面积呈现井喷式增长,张爱芳带头成立了彭泽县富民瓜蒌种植专业合作社,种植总面积达3000亩。

在瓜蒌产业的带动下,太平关乡白沙村获评省级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、国家级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等称号。张爱芳本人也先后获评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产业带头人、九江市劳动模范等称号。尤其令张爱芳和村民们高兴的是,2020年,他们合作社生产的“神安洞”牌瓜蒌籽,获评九江市旅游产品和国家级乡村特色农产品,并入选国家扶贫产品目录。

“在大学里,我们接触到了‘品牌’‘电子商务’的理念。我在学习期间,积极把我们的农产品申请权威机构认定,增加知名度。然后再开拓线上平台,打开销售渠道。”张爱芳告诉记者,现在自己的大部分代理商,是江西农大的同窗,“你要相信,越是喜欢农业的人,越是喜欢帮助农业。”

先进生产力使用者的涌入,对古老乡村的改变,不止于一次生产方式的调整,更深远地,是社群关系的一次重构。

像魏秋香这样通过社会性考试拿到大学学历的人,在莲塘村有10多个,其中不乏女性。“中国的乡村社会比较需要一个前面引领的榜样。有一个人通过自学方式考上大学,其他人就会觉得自己只要付出努力也能够走进大学校门,于是人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。当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返回村里,农村就有了更大的希望。”她说,对农村有共同目标的人,还会凝聚成一股绳,不再像传统农村一样,关系的衡量就是看谁离谁住得近、血缘近,“现在还要看志趣能不能相投,大家能不能聊得来。”

2017年5月3日,乐平市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成立,这是一个由农村大学生组成的社会组织,魏秋香成为首任会长。协会作为大学生共同的创业平台,当年从一个浙江老板手里承包了120亩的柑橘种植基地。2016年的时候,浙江老板种的橘子还只能卖到1.2元一斤。协会接手后,成员通过柑橘文化节及协会公共品牌做推广,并采取售卖门票的销售方式,最终实现每斤橘子卖到6元。每个人入园的门票是30元,可带5斤橘子,算下来就是6元一斤的价格。

“农村大学生离开农村,是因为农村没有他施展能力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得创办个协会,共同创办项目,做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,吸引孩子们留在农村。”魏秋香说,比如有学金融方面的大学生来到协会以后,他会做商标和知识产权,他就可以帮其他会员做这件事,随着业务和收入的增长,他就愿意留下了,“前段时间,我们有个老会员想做短视频推广自己的农产品,这时候,年轻的大学生就能帮上忙,他们不仅会做短视频,他们还了解农村生产,做的东西还更有味道。”

魏秋香的儿子魏青云,是协会里回到农村的大学生之一。1991年出生的魏青云,毕业于南昌大学财务会计专业,先在南昌干了几年工作,后来见到农村还挺有发展,就主动返乡了。母亲这样评价儿子,“他现在做事情,能沉下心,很沉稳。”

有一年夏天,基地翠冠梨成熟时节连续半个多月降雨不停,数千斤熟梨自行掉落,魏青云带领着员工们将熟梨一一捡起,小心擦拭干净,然后用电动三轮车送到各集镇农贸市场及走村串户叫卖;一行人撑大伞、穿雨衣,使劲地在乡间土路上蹬三轮,硬是在以品质论价前提下,挽回不少损失。

“我和儿子现在对话,就像朋友一样,因为我们都喜欢读书、文旅,也接受了差不多的教育,而且都服务于一个事业。我们的关系就和传统的家长式关系很不同了。”魏秋香说,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兴起,还有一个好处,能将现代社会的观念,更好地融进传统乡土社会里。

农民导师的讲台下还有大学教授

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江西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蒋军喜,还会邀请冯小庆来学校给20几岁的大学生们讲课。1964年出生的蒋军喜,说话很快,笑声朗朗,他很喜爱这位曾带着无人机去讲课的学生,“我喊他小庆。我们都是10月1日的生日。”

冯小庆1981年出生于江西吉安,现任井冈山粮油集团副总经理。他坦言,2000年那会儿从吉安农校毕业,当时是个中专学历,后来在2018年通过“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”进入江西农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班,现在是本科学历,将来有机会还要再读研。

冯小庆的团队,从2015年开始在吉水县探索发展订单农业,为农户提供优质稻种、农资配套、农机服务、粮食收储等社会化服务,如今订单面积达到21万余亩,覆盖全县16个乡镇的71个行政村。

“现在农民种田比以前容易了一些,只要购买社会化服务,就可以由企业完成全流程的种植作业。”冯小庆表示,公司建立全自动工厂化育秧中心和日烘干能力达800吨的烘干厂,还开发了农机调配平台,全面提升农户组织化程度;现在还有农业物联网,是把物联网应用在农业生产环节中,利用感知设备再加上物联网云平台的软件系统,可以精确收集作物生长环境信息及所需要的养分,借助这样的智慧平台,能实现统一的标准进行施肥、打药、收割等工作,每亩水稻的种植成本可降低15%以上。

物联网、新型无人机、育秧工厂,从教近40年的蒋军喜笑着说,“这些比较新的事物,我就不如这些农村出来的学生懂得多。所以,有次大一新生导论课,我就请小庆过来讲课,他还专门带来了植保无人机。学生们一看到飞机,哇塞,那个兴奋劲儿就起来了。”

蒋军喜趁冯小庆专注讲课的时候,举起手机向讲台上拍了几张照片。“看,小伙子多精神。从他身上,我也学会了不少东西。没想到现在无人机已经那么先进了,续航能力、载药量都比以前大了几倍。药剂雾化程度也变高了,这样即使风大些,也不容易蒸发掉。”

“诚恳地说,我们不少高校老师是从校门到校门、从实验室到实验室的,对行业接触不足。包括我在内,我20岁的时候就留校当老师了。所以,我们需要多接触行业发展,得经常去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流,实地探查庄稼病虫害情况。”蒋军喜回忆说,1937年出生的刘达凤,是自己上大学的理论课老师,当时上课,刘老师会经常带学生踩着泥土去田地里,看蔬菜、柑橘、番茄、辣椒的发病情况,“具体什么病表现出什么症状,老师会一一指点给我们看。如果不去地里瞧,不跟农民交流,只凭书本理论上课,那样的课堂是不生动的。”

这些来自田间地头的“大龄学生”记住了蒋军喜,这个58岁的大学教授很接地气,喜欢哈哈大笑,乐于向学生请教问题。“现在治理黄龙病,你们都买什么药啊?”“红心猕猴桃好好吃的。会不会配套技术要求也高啊?”“‘杨梅单树罗帐技术’成本会不会高一些?”他下课后,有学生围过来要加联系方式,他也热情地向学生发问。

蒋军喜挂念85岁的恩师刘达凤,也最怀念年少时光随刘老师实地去户外为得病的庄稼苗“把脉开方”的日子。当他成为老师,他也带着学生们实地考察田间。至今,他在每次讲课前,会提前几天准备讲课素材,一定要用新的案例,还要打磨讲稿。

“现在可能不少人更重视论文了,把论文看成最大的学术成就。但我觉得,作为农业学者,还是要把自己的研究和农业实践结合起来,能研究出真正帮助到乡亲们生产的东西;当老师站在讲台上,应该把农业的前沿的知识还有对乡村的热爱,传递给学生。”

他说,一个农民学者,把学生放在心上,把农民放在心上,脚下才有根。

“穿着皮鞋下地” 是乡村的情怀也是未来

冯小庆穿着黑色连帽卫衣,周末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里。“这段时间事儿多。”他眨眼笑了笑,以前种地是靠经验,现在是靠数据;现在基地有无人化育秧工厂、无人驾驶的农机、立在田间的农情监测传感器、数字化终端平台,可以提供全流程的社会化网络服务体系。 

南方水田,插秧时候是最累的,人蹚着泥水走,腰杆一步步弯下去。冯小庆现在都记得,七八岁在地里插秧,和妹妹打架的画面。“农村有句话,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我就想,为什么科技那么发达了,农业要那么落后呢?像父母辈,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?”

冯小庆以20余年的农业工作经历来看,农村机械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“缺少会使用机器的人”。“无人机、高速插秧机,这些设备,现在都不是稀罕事了。但是在很多村庄的利用率依然不高,其实就是没人会用。用高速插秧机多方便,效率又高还省力气。但可惜,很多村里就是缺少农机手,老人们就还是弯着腰插秧。”

闵小明是南昌市新建区种粮大户,比冯小庆早两年进入江西农大学习,他现在种了1700亩水稻。他同样告诉记者,农村机械化遇到的瓶颈是缺人才,现在一个成熟的无人机飞手,在农村一年收入10万块钱没问题,但有时候还是不好招到人,“现在一个手机,同时能操作三五台机器,一天喷上百亩地,挣钱可能比上班要多,但依然缺少壮劳动力。也许是因为农业的事儿显得枯燥,还有,八九月份的地里,能达到小40℃,对年轻人来说,可能太热了。” 

“农民要是能借助机器从繁重农活中解放出来,不再尘土满面,再多挣点钱,日子自然会过得体面些,就能穿着皮鞋下地了。”闵小明目前给自己的产业设计是:第一产业就是要保供,二产要深加工,三产要做精做细;整条产业链进行标准化、数据化、品牌化经营,“我们的稻米,一开始两三块钱一斤,后来改进种植技术,通过有机认证,现在能达到每斤十来块钱。”

“现在,社会上对农民仍然是一种身份定位,我觉得,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定位。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,一批讲究专业性、职业性的新型农民,已经出现在乡村里,而且这个群体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。既然新型农民在被这个时代以新的方式注目,那社会应当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农业生产者。”冯小庆说,中国农村有5.6亿农民,“穿皮鞋下地”是农民的梦想,也许,当所有或大多数农民都实现了这个梦想,人们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农民这份职业。

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随后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突破人才瓶颈,需要一大批“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”的高素质人才投身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之中。2017年以来,“新型职业农民”从概念,逐渐成为振兴乡村、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主体。

大学生在城市不是稀罕事,但在农村仍是“天之骄子”。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,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人员的比重只有1.2%,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约37.0%,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约48.4%,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比约7.1%;年龄55岁及以上占比33.6%,36-54岁的占比47.3%,年龄35岁及以下的占比只有19.2%。

“像我,将来或许还会再考研。”冯小庆认真地告诉记者,自己现在还是缺少一个对农业更有体系、更有深度的认知层面,有时候内心的想法,不能呈系统化地表达出来;现在还年轻,还需要再多学些知识,将20年来对农业的理解都提炼出来,能够帮助到村里乡亲。 

2019年冬天某日,海南三亚风和日丽,冯小庆现场参与了袁隆平生前的一次研讨会,他对袁隆平在课堂上谈到的“乡村情怀”,久久触动。他说,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,是所有关心中国农业的人的情怀,也是追求。

(稿件来源:https://m.bjnews.com.cn/detail/165207002314092.html)